章太炎书赠高又明对联赏析
  宗鸣安

2007年,秋后的一天,我有幸见到了一幅章太炎先生所写的篆书对联,文曰:"诗题史籀岐阳鼓,书载范乘湖水船"。上款是题赠给陕西辛亥革命首义者之一高又明先生的。

章太炎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、书法家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者。由于太炎先生对文字学有着深厚的功力,其书法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与书写技巧,是一般普通书家所不能比拟的。尤其是他的篆体书法作品,韵味古朴,结体奇特。上达商周金文古籀,下通秦汉诏板缪篆,结体中既有新意,又不失"六书"之法。由于太炎先生对中国文字的结构熟悉之极,使得他在经营起书法作品的构图来也就得心应手了许多。结体布局需要紧密时,就加强笔画的繁复性,使之做到密不透风;行文章法需要疏朗时,就减少笔画的次要部分,使之做到疏可走马。这种对文字笔画增减的手法,加强了书法作品顾盼呼应,得意轻松地效果,这是真正的文字学家才能写出来的书法作品。现代书法家沙孟海在评价章太炎先生的书法作品时说:"单就篆学而论,以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为依据,点画的增减,偏旁的去留,都是极讲究的,从来不苟且着墨"。说太炎先生书法"不苟且着墨",我认为,还有一层意思,就是:太炎先生在书法作品中对文字假借的处理,对文字结构的处理(即对文字笔画的增减),都是遵循有一定法则的,绝不是想当然的增减与假借。当然,太炎先生的篆体书法也不仅仅是以《说文》为依据的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"《说文》与三体石经同为小学大宗"。(《章太炎书信集·与于右任书》)可见,除《说文》以外,金文、简牍、碑拓都是他研究文字、使用文字的工具。

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这幅对联吧。上联:"诗题史籀岐阳鼓",通过上下文来释读,在文字书写上没有太难识别的地方,在字意上也没有太难懂之处。上联是在说古人在诗歌里题赞了史籀所书写的"岐阳鼓"。"岐阳鼓"即"岐阳石鼓",这是对早年出土于陕西岐州之南十面鼓形石器上文字的称呼。因其文字刻写在鼓形石器上,故通常称其为"石鼓文"。又因其文字内容记述了周宣王狩猎之事,故又被称为"猎碣"。由于石鼓上的文字记述了周宣王的事迹,前人推测,此石鼓上的文字应为周宣王的史官"籀"所书,故也有称此石鼓为"史籀之书"的。而有一些人,更扩大的将战国以前的大篆体文字均称为"籀书"的。关于"史籀"的称谓及"籀书"的范围向来有许多争议,但与此文字关系不大,也就不必细谈了。《石鼓文》出土较早,在唐代就有拓本流传和诗歌之赞了,如唐代诗人韩愈的《石鼓歌》中就有"张生手持《石鼓文》,劝我诚作《石鼓歌"。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石鼓歌》也有"今人濡纸脱其文,既击既扫黑分明"。之句,宋代诗人苏东坡也有《石鼓歌》,诗中有"忆昔周宣歌鸿雁,当时籀史变蝌蚪"。等等,由此可见,《石鼓文》是古代文人十分重视的文字资料。说到此,上联的内容也就明白了,关键是下联。初看时,下联第三、四两字十分难于辨认。根据这两字的字形、结构,我先以为是"汜胜"二字。"汜胜"为人名,与上联的"史籀"人名正好相对。但"汜胜"与下面"湖水船"事似乎并联的不甚密切,想太炎先生用典也不会如此轻率。所以,心中一直不安,总觉得"汜胜"二字释读得不够周妥。适逢戊子春节,在友人聚会之时,我总要出示此二字相质询,虽未能明确释出此二字,但同道的提示,却给了我许多启发。归舍后,我即翻出章太炎先生其它的书法作品资料与此联文字细细对照,又结合上下联的字意及语言环境,终于,考出下联此处应为"范乘"二字。"范"字在此处省写上部的"草字头",这是太炎先生常用的省减手法,也见到其他书法家曾经使用过。而"乘"字则稍难释读,起初释为"胜",是因为篆书体"胜"字的右旁写法与此处写法较为相似(《六书通》上有几个"胜"字的写法即与之相近),似乎此处又是省减了左边的偏旁。但检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和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》,并未见与下“"湖水船"内容相符合"范胜"的人名。在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》所展示章太炎先生的对联中,有一联为"城上墨云呈胜气,眉间黄色见归烟"。上联有一"胜"字,写法显然与此处不同,但上联第三个字却引起了我的注意,这个字的上半部与此处对联下联第四字的上半部完全相同。都是呈上下两个小"人"形两边各两点。书上对联文字我根据文义,知其从"土",检《说文·土部》考出此字实是一"墨"字,只是对联中省写了"墨"字上部的方框部分,剩下的重叠小"人"形及两旁四点,代表了一撇一横一竖,或两横一竖的笔画。再回到此处看"范"字下面的文字,我忽感到此字一定是"乘"字。亟检出《说文》、《六书通》、《金文编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等字书,诸书上所列"乘"字写法果与此处大类。特别是《金文编》上所列钟鼎文字,有许多与此相近的写法。如《禹鼎》上"乘"字的写法、《公乘壶》上"乘"字的写法、《公臣簋》上"乘"字的写法等,而《说文》上"乘"字的古文写法就更与此处相近了。在《金文编》上容庚先生以为"乘"字上部从"大",而《说文》上则认为从"入"。章太炎先生正是利用了金文"乘"字写法的下部,加之《说文》"乘"字的上部,二者结合,创作了一个新的写法,从此处也可看到太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字结构的深刻了解。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释》:“乘之本义为升为登,引伸之为加其上。许训覆也,与加其上同义。字象人登木之形。"人登木,即人登舟,舟乃木制。此处写法正形象的表现出了"乘"字的形意本指。

解决了这个"乘"字,这副对联下联的内容考释也就迎刃而解了。我一直推测,此处的"湖水船",一定是太炎先生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范蠡乘舟泛游江湖的典故。我也曾见到于右任先生所写一联,即"天地庄生马,江湖范蠡舟"。《史记·货殖传》:"范蠡既雪会稽之耻,乃唯然而叹曰:'计然之策七,越用其五而得意。即已施于国,吾欲用之家'。乃乘扁舟浮于湖。"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,称为上将军。随后又弃官易名,泛舟江湖,从商得大利而致富,世称"陶朱公"。

至此,下联释为"书载范乘湖水船",字意顺畅,内容也就十分明白了。章太炎先生使用了"范蠡"的典故于联中,应是有一定用意的,这就要回到此联主人,上款所书"书赠又明",既高又明先生的身上了。
高又明(1886-1951)名明德,字又明,以字行。早年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,积极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起义。后又专门学习武器与炸药的制造技术,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。靖国军时期为靖国军司令部军械处处长,后又为兵工局局长等职。民国十五年(1926年)以后高先生退出军界。"九一八"事变后,高先生深感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,这也是抵抗外来侵略的物质基础。于是,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,高先生与陕西几位商界人物,先后集资创办了集成三酸厂、西安阿房宫电影院、西京中国国货公司等。这些企业以后都成为了西安近代工商业的中流砥柱,为西安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。据民国二十九年(1940)十二月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写的《〈西京市工业调查〉知,西安集成三酸厂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(1932),当时以窦萌三、张希仲、高又明、叶禹旬(又作玉田)为董事,主持日常业务。同时又选出了李霞若、孙善初为监察人,任命张希仲为经理,叶禹旬为副理。厂址则设在西安城内西部的香米园55号院内,面积约2400平方米。起初资金仅三千五百元,几年后既增至十二万余元,可见他们的善于经营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,由于制酸时的污染,三酸厂被停业转产,以后的石油化工厂及化工研究所使用的既其旧址。

了解了高又明先生的经历,我们也就可以看出,章太炎先生下联文字是有所指的。既将早年从戎参加革命,后又投身商界成绩蜚然的高先生比作当年功成身退,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范蠡,评价自然不低。
根据章太炎先生此联的书法风格,用笔特点以及文字的内容来判断,此联当书写于民国二十年(1931)以后,为太炎先生晚年的精心之作。

章太炎先生为陕西不少革命旧将或文人耆旧都有过赠墨。这些墨宝大都是通过于右任先生代为求到的。右任先生不仅与太炎先生相识,而且常有讨论文字学问的书信互相往来。以太炎先生的名气与地位,一般人乞字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太炎先生对于于右任的敬重,若右任先生求书,那就另出别论了。曾见过章太炎先生为茹欲立先生的昆仲茹欲可所篆写的墓志铭。于右任在送回此墓盖原迹时,在纸角右下方还题写了数行小字,大约为"卓亭兄:太炎先生近日忽忆起此事,逐写成此帧。民国十□年,于右"。于右任先生与高又明先生同为乡里,又同参加辛亥革命,关系自不用说,此联是否为于右任先生替高先生所求,因无确切记载,当待以后进一步考证。

苍桑历尽,能保存下百年来先贤的墨迹本就不易,能保存下象章太炎先生这种地位,这种学问人的墨迹就更不易了。因此,无论从书法艺术价值、历史价值、文献价值、收藏价值等方面来讲,章太炎先生此联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上之品。望拥有者当永宝用之。

戊子春正月初三日子 长安城南

有关文章:

章太炎先生和他的"空心字" 《书法教育报》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西安市教委教研室 张应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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